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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黄猿的技能可玩性高，而且手感丝滑，普攻也很舒服。
黄猿有普攻触发的替换技，非常酷炫的八尺镜就是要普攻来触发技能的替换，同时当黄猿能量条满的时候，会给额外的技能。
因此黄猿有着优秀的技能机制，但是黄猿也是有自身的缺点，那就是技能攻击范围，普遍不太远。因为技能机制比较占优，所以范围也应当有所限制，所以整体来看黄猿毕竟是SS角色，强度方面还是应该有的。
1、徐志摩
渣男指数：五颗星
招黑原因：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
张幼仪：徐志摩和张幼仪是包办婚姻，但却不爱她。不爱她还要和她上床。难道是她逼你硬的？张幼仪怀孕的时候，徐志摩强烈要求她打胎，并有著名的火车飞机死人论。张幼仪怕打胎会死人，但是徐志摩却说坐火车飞机还要死人呢，难道不坐吗？张幼仪孩子去世，徐志摩面对自己的骨肉离世却表现无所谓的样子，婚姻期间追求林徽因。
林徽因：徐志摩明知林徽因有男友梁思成却一直想玩暧昧。
陆小曼：徐志摩在陆小曼的婚姻期间暗通款曲，并用自由爱情离婚。结婚后却对林徽因恋恋不忘搞得陆小曼醋意大发。
2、郭沫若
渣男指数：八颗星
招黑原因：八个女人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与郭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
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第三位夫人于立群，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此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一号情人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2号情人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3号情人黄定慧(又名黄慕兰，1907-?），是郭的闺蜜，但是郭沫若把她上了，当然，这个女人也风流。此外，还有无数妓女。
六十年前，被他逼得自杀的于立忱对谢冰莹说：“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六十年后， 二儿子郭博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3、蒋介石
渣男指数：七颗星
招黑原因：陈洁如、毛福梅
第一任妻子是毛福梅，1905年，蒋介石东渡日本求学，从此常年在外，对毛福梅日益冷落。最后一纸休书踢了她，但是要求她侍奉母亲，最后毛福梅被炸死，她的儿子是蒋经国。
第二个女人姚冶诚，和蒋介石在风月地认识，有儿蒋纬国。（养子）因为迎娶宋美龄，蒋介石将她赶走。
在和毛福梅婚姻存续期，蒋介石爱上了13岁的陈洁如。1921年12月5日，他在上海和陈洁如举行了婚礼，领养蒋遥光。为了迎娶宋美龄，蒋介石将21岁的陈洁如赶去美国。他迎娶宋美龄。但是结婚后，相继出轨陈洁如和陈颖。
4、萧军
渣男指数：五颗星
招黑原因：打萧红、婚内出轨萧红闺蜜
到上海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时好时坏。萧军脾气暴躁，爱打人。东北很多男人都有这毛病。让萧红无法接受的是萧军的不忠。萧军可能也误会了她跟鲁迅的关系。他俩没有婚姻的契约，可也不是说散就能散的。萧红一度非常苦恼，还去日本散心养病。拖到1938年，二萧才在西安正式分手。该来的迟早会来的。随后，萧军去了延安。
二萧在哈尔滨相识前，萧红结过婚，萧军也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后来，他把原配许氏和孩子打发回老家，与许氏脱离夫妻关系。
萧军与萧红同居了六年。1938年，他俩在西安和平分手。分手前，萧红其实已经跟端木蕻良好上了，可她怀的却是萧军的孩子。对于今后的人生路，二萧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除此之外，萧军对萧红不忠也是萧红决意离开他的一个重要原因。黄源是二萧的好友，可萧军竟然跟黄源老婆有染，萧红醋意大发，远赴日本疗伤。萧军晚年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以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换句话说，萧军早就不爱萧红了。
5、胡适
渣男指数：五颗星
招黑原因：太软弱，不敢离婚
胡适打心眼里痛恨自己和江冬秀的婚姻，但是他不敢下定决心。他总是在学界领袖的地位与生活的自由之间衡量。应该说胡适的悲剧，不仅仅在于江氏的凶悍，更是因为胡适自己的懦弱。这次，大概在上演了一出家庭暴力之后，忍无可忍的胡适赌气之下来到杭州疗养。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生中最为真爱而又无法与之携手的女人，曹诚英。
1924年，胡适和曹诚英的关系日趋明朗，在沪杭求学及谋生的亲友大都知道这事。胡适在这年春天，开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不听则已，一听勃然大怒。她从厨房中拿把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孩子不要了。”当下吓得胡适面如土色。
江冬秀也不避亲近的人。一次，石原皋在场，江冬秀说起此事，想及自己十多年的等待，忍受种种流言蜚语，真是越想越气，越说越怒，随手抓了把裁纸刀要向胡适掷去。多亏石原皋劝住，才未酿成家庭血案。
黄源入党后，组织上派他进入马尾海军学校学习。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兴师北伐。中共中央派王荷波为中央特派员入闽指导福建党、团员策应北伐。黄源在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下，利用在海军学校学习的有利条件，协助王荷波策反海军归顺广东国民政府。他经常出入马尾“海军欢联社”，奔走于驻马尾等地的海军陆战队之间，联系中下层海军人员，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底，当军阀张毅部队被北伐军东路军击败，从漳州地区溃逃而来欲进入福州与省防司令李生春汇合时，海军方面终于宣布归顺广东国民政府，派出军舰和陆战队将张毅部队阻挡在闽江南岸的瓜山地区，并与尾追而来的北伐东路军将其围歼，使北伐福建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27年4月3日，福州国民党右派势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背叛国民革命，率先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发难。他们在南校场召开“拥蒋护党大会”，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即在福州地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福州地委被破坏。黄源和江木煊等党员根据党的指示，疏散到城外马鞍乡隐蔽。不久，黄源通过其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任职的一个亲戚的关系，谋得福建省农工厅一个科员的职位，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积极寻求机会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
同年9月，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在福州成立了办事处，并积极联络福州地区的失去联系的党员，黄源即与组织恢复了联系。年底，中共福州市委成立。不久，黄源被任命为市委执行委员。翌年3月，他根据中共福州市委的指示，打入国民党省农工厅设立的“ 农村试验区”——闽侯营前“模范村”，并当上了民团主任和村警备队副队长，实际掌握了“试验区”的武装力量。随后，黄源与共产党员江木煊、郑乃之在闽侯的营前、玉田、桃园、三山、东渡、大溪等地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建立秘密农会；并在玉田、桃园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100多位农民党员。同时，黄源还根据市委关于建立玉田、桃园农民武装的指示，亲自对农民运动骨干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准备武装暴动。
1928年夏收临近之际，玉田一带的农民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公开提出了“二五减租”，宣布地主不得收田、退佃。斗争遭到土豪劣绅的反抗。黄源等即根据市委的指示，动用“模范村”警备队镇压了几个为富不仁、带头反对减租减息的土豪劣绅，各乡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逃往福州城内。随后，中共福州市委决定进一步领导玉田、桃园一带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为此，黄源从“模范村”民团中调剂出30支步枪发给玉田、桃园的农民武装；并赶赴永泰购取驳壳枪。江木煊等在玉田、桃园着手暴动的具体准备。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出动两个连的兵力，包围了玉田和桃园村，江木煊、郑乃之等被捕，武装暴动计划流产。当黄源从永泰返回福州后，只得根据市委的指示，转移到马尾造船厂去进行工人运动。
1930年4月下旬，黄源接到市委转来省委的通知，赴厦门接受任务。抵达厦门后，黄源方知即将参加省委为营救被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的原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以及40余名闽西苏区干部而进行的劫狱行动。
为了保证劫狱的顺利进行，省委决定成立由罗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陶铸等五人组成的劫狱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劫狱。委员会下设特务队和接应队，特务队由11名队员组成，分为内、外两队；内队六人分成三个组，外队五人分成两个组。黄源被分在内队第一组。劫狱委员会随后对队员们进行了半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训练期间，黄源和特务队的同志们轮流前往思明监狱，以探监为名进行实地侦察，并共同制定了劫狱和撤退的路线和行动方案。
5月20日晨6时，鼓浪屿日光岩僻静的岩仔山上，17位特务队和接应队队员席地而坐，个个神情庄严、心情激动，听取罗明和陶铸作战前的动员和部署。黄源和另一队员组成的内一组，进入监狱后将监视和制服办公室中的狱吏。
8时，黄源和队员们鱼贯下山，先后渡海在鸿山寺汇合。9时，外队的两个组按计划向思明监狱走去。他们有的扮成买卖杨梅的顾客和小贩；有的装成茶客到监狱对面的茶馆品茶，准备配合内队的行动。
9时30分，黄源和另一队员以找老乡为名进入监狱。由于狱卒多有福州及其邻近各县的人，所以并未引起敌人的怀疑。黄源一面与老乡应酬，一面机警地观察、监视办公室的敌人；这时，内二组的两个“探监人”也顺利进入监狱的第二道门；但随后进入监狱的内三组的两个“探监人”手持的饼干桶却引起了敌看守长的怀疑，执意要检查饼干桶。内二组一队员见内三组被纠缠，很是焦急，拔枪撩倒了一个看守，强行往第三道门冲去。内三组也只好击毙看守长往里闯。黄源和另一队员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也立即拔枪占领有利地形，控制了办公室内的敌人。这时，从狱外冲进来的外队队员又打倒了警卫队长，控制了警卫队。劫狱遂告成功。黄源和战友们在短短的十分多钟内，顺利解救了48名党的干部，并迅速从海上乘船转移到安全地点。厦门劫狱震动了八闽大地，给坚持地下斗争和苏区武装斗争的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
1930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会议，并作出了“准备全省武装暴动斗争的全面胜利”的政治决议。会后，省委派黄源前往莆田广业山区，加强莆田武装斗争的领导力量。8月上旬，黄源到达莆田后，参加了中共箐田县委会议。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将莆田山区和沿海的两支游击队改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军二○七团”，由黄源任团长，陈天章任政委。二○七团成立不久，黄源、陈天章即率领队伍打下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驻澳柄的“路税”关卡，击毙敌六人，缴获30余支枪。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士气。中旬，黄源又带领一部分队伍从海上挺进莆田江口，利用当地迎神演戏的机会，袭击了江口盐兵队，缴获24支枪。此后，红二○七团又配合地方党组织打击为虎作伥的海关厘金税务人员陈宝山、恶霸陈火八，以及澳柄等地的教堂牧师顾侏元，使党和红军在广业山区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同月下旬，黄源在莆田东泉乡圆通寺召开二○七团和中共广业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打击一贯与红军为敌、经常向国民党驻莆田海军陆战队告密的土豪劣绅陈西安。会后，黄源率红军包围了陈西安的巢穴后埔村桥头店，活捉了陈西安，并缴获驳壳枪、手枪各一支。但由于陈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一些封建宗族观念浓厚的群众被土豪陈秀山胁迫诱骗，联名向红军请愿，要求释放陈西安。面对这种情况，黄源和陈天章认为这些群众都是贫苦农民，是党和革命的基本群众，为了团结和教育他们，决定暂时释放陈西安，罚款270元大洋以示惩戒。然而，陈西安不思改悔，反而连夜派陈文藻、陈秀山进城向驻莆国民党海军陆战队请兵报复。8月24日清晨，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在土豪劣绅的带领下，悄悄袭向澳柄红色游击根据地。黄源刚刚起床，就听到哨兵告警的枪声，立即叫醒了同志们。这时，驻地三面响起了枪声。黄源知道自己对游击根据地的地理环境等还不熟悉，估计无法带领队伍突围，于是要求政委陈天章指挥突围，自己带领警卫班吸引敌人，掩护突围。陈天章不同意。但黄源坚定地说：“政委呵!情况紧急!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请您听我的!我是军事指挥员。。”陈天章有力地握了握黄源的手，转身带领队伍突围去了。黄源则立即指挥警卫班六个战士集中火力向敌人还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向自己，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向村外的群山峻岭。但终因敌众我寡，六个战士先后牺牲，黄源弹尽援绝不幸被捕。
黄源被捕后，敌人先是进行诱降，许愿说只要把共产党和红军的详情相告，即可授以重赏、委以重任。但黄源轻蔑地拒绝了。敌人又施以酷刑，同样不能从黄源的口中挖出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莆田和福州的党组织为了营救黄源，曾派人以老乡的名义赴国民党省政府要求黄源的那位亲戚出面营救，但莆田的敌人却抢先对黄源下了毒手。当敌人将黄源押往莆田县城南门外淅江庙前的刑场时，黄源步履坚定，神态自若，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敌人的枪响了，年仅29岁的黄源烈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鲁迅先生病逝于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享年56岁。鲁迅去世后，在万国殡仪馆承办出殡事宜。10月22日，鲁迅的灵柩送到万国公墓进行安葬。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有十余里路程，途中有16人轮流为鲁迅抬棺。
鲁迅和文学青年们
他们分别是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
这16人，分别是什么来头，与鲁迅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胡风是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湖北蕲春人，著有《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野花与箭》等一批文艺评论集和诗集。胡风在上海时，与鲁迅交往密切，关系很好。
巴金的名字大家耳熟能详，这位从四川走出来的作家，以“家春秋”三部曲而闻名遐迩。1934年，巴金决定去日本留学，好友为他设宴饯行，鲁迅应邀参加，并给巴金介绍了日本的风土人情。一年后，巴金从日本回国，担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一度为稿源不足发愁。鲁迅全力支持巴金，甚至将自己没有发表的作品交给巴金。当鲁迅去世后，巴金不但亲自抬棺，还先后写了20多篇文章纪念鲁迅。
巴金
黄源是浙江海盐人，算是鲁迅的同乡。黄源是一名翻译家，1934年担任鲁迅创刊的《译文》杂志编辑时，开始与鲁迅打交道，经常去鲁迅家里取稿。黄源为人细心，不愿意叨扰鲁迅，往往吃了晚饭才去。鲁迅注意到后，告诉他不必刻意回避，“不必特别苦心孤诣，设法回避吃饭也”。
鹿地亘是日本青年作家，于1935年来到上海，与鲁迅结识。鲁迅在去世前2天，即1936年10月17日，曾经到多伦路257弄拜访过鹿地亘，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外出。鲁迅病逝后，鹿地亘完成了7卷本《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将它介绍给日本民众。
黎烈文是湖南湘潭人，从1932年起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收集为杂文集《伪自由书》。由此，黎烈文与鲁迅成为了忘年之交。
孟十还是辽宁人，是专攻苏俄文学的翻译家，因为在1934年向《译文》投稿而与鲁迅相识。鲁迅很重视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两年时间里与他通信达85次。到1936年3月22日，鲁迅给孟十还写了最后一封信。
靳以是天津人，作为文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上世纪20、30年代写了许多描写青年男女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受到了鲁迅的关注和指导。1957年，靳以与巴结一起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中国几代作家都与《收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收获》杂志
张天翼是湖南湘乡人，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1929年，张天翼到了上海，给鲁迅写信，在鲁迅的帮助和指引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一帧鲁迅先生出殡的照片中，横幅“鲁迅先生殡仪”6字即为张天翼亲笔书写。
吴朗西是四川开县人（今重庆开州），是一位出版家，1934年负责编辑上海《漫画·生活》月刊。《漫画·生活》除了刊登漫画作品外，还刊登杂文和小品文，鲁迅是作者之一，因而吴朗西与鲁迅有过一段交往。1936年10月16日，离鲁迅逝世相隔仅三天，鲁迅在日记里记载“晚吴朗西来”，这是指吴朗西把刚装订好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送给鲁迅过目，鲁迅称赞道：“这本版画印得还可以，装帧也美观大方。”如果鲁迅不是因病逝世，他还将与吴朗西还将编印、出版一套大规模的“新艺术丛刊”。
陈白尘是江苏淮阴人，是中国著名编剧，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1935年，陈白尘来到上海，做起了“亭子间作家”，与鲁迅相识，深受鲁迅影响。1980年，陈白尘根据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岑范执导，严顺开主演，上映后深受好评。
《阿Q正传》剧照
萧乾是蒙古人。1936年，萧乾来到上海，在《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得以结识鲁迅。
聂绀弩是湖北京山人，是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还是黄埔军校二期学员。不过，聂绀弩没有投身军伍，而是走上了文艺创作道路。1934年，聂绀弩在担任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编辑，收到鲁迅的投稿，表示要提高他的稿费。鲁迅开玩笑说：“那我以后投给你的稿子要越来越短了。” 另外，聂绀弩妻子周颖与鲁迅夫人许广平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友，有了这层关系，他们更加亲密了。
欧阳山是湖北荆州人，著有《三家巷》《柳暗花明》等长篇小说，曾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欧阳山听过他的讲课。1933年2月，欧阳山到上海，经常请鲁迅约稿，指导文学创作。在鲁迅的介绍下，欧阳山被禁的小说 《杰老叔》 得以在 《申报月刊》 发表。
《三家巷》电影剧照
周文是四川荥经人，1933年以西康军旅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从而在文坛上声名鹊起。鲁迅非常关心周文的成长，称赞他是“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并将他的《雪地》和《父子之间》推荐到美国和日本发表。
曹白是江苏省江阴人，生于1914年，在抬棺16人中年龄最小，当时才22岁。曹白是一名木刻家，因为崇拜鲁迅，创作了《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等作品，准备参加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可《鲁迅像》被检查官抽出来，不准参展。曹白将作品寄给鲁迅，鲁迅回信鼓励他“为光明而战斗下去”。
1905年，黄源出生于浙江海盐。1920年，就读于嘉兴秀州中学，与当时著名翻译家朱生豪，作家茅盾是前后同学。后留学日本。1927年进入上海劳动大学的编译馆工作。1931年为上海新生命书店编辑“世界新文艺名著译丛”。1933年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校，1934年8月兼为《译文》杂志及《译文丛书》的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曾辗转于鄂、湘、桂等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38年年底在安徽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编辑《抗敌》杂志、主编《抗敌报》及报告文学集《新四军一日》。1941年皖南事变中突围抵达江苏盐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报》副总编辑。1943年调任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鲁迅学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华中文化协会主任。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华东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上海解放，任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1950年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53年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55年调浙江，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鲁迅研究会顾问、茅盾学会副会长。晚年任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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